关键词：城镇化；动力机制；农业剩余；比较利益；经济结构
Ｒ.Ｍ.诺瑟姆认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就越高。然而，我国社会在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离农人口‘两栖化’、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较大”等许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程度，1985年为-28.1％，1990年为-24.6％，1995年为-27.8％，1998年为－29.9％。目前，我国城市化滞后状态不但没有改变，甚至还在不断发展，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标准结构的城市化比率低了30％。发展中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而且完善我国城市体系，特别是加速发展小城镇更是我国城市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着重研究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地研究如何推进城镇化进程作铺垫。
一、城镇化的内涵
关于城镇化内涵的讨论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城镇化是指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
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指“农村城市化”。
城镇化，就是指城市自身实现向更高层次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而成的生产函数向更高层次变革，向城市现代化迈进。城镇化可以分为迥然不同的“城市乡村化”和“乡村城市化”两个阶段。
本文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区演化为集镇的现象和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村剩余生产要素的转移过程，即生产要素点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由于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为广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如土地等）相结合，如果把每一个能够独立生产的生产要素抽象为一个点，则在空间上，在很广大的区域中农村生产要素以点状遍布整个区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结合在自然资源中的生产要素（大多为农村的生产要素）被排挤出来，自由地游离于社会之中，处于一种自由状态，而工业化的发展使城镇对生产要素也有现实的需求，在比较利益下，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对剩余生产要素产生引力，剩余生产要素向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聚集，向城镇聚集使城镇规模增大、城镇功能完善，向农村非农产业了聚集，使农村逐渐转变为城镇，这样城镇化过程随之发生。
二、城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
农村城镇化运动的动力源于农业生产剩余生产要素的产生和社会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我们认为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一方面，就是要解除对农村生产要素的束缚，使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处于自由状态，并同时具有较大的追求利益的动力；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镇具有容纳更多生产要素的能力，还要使对农村剩余和生产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并排除对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城镇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城镇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动力不足的情况，分析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构成，研究各个动力机制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强化城镇化的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启动机制
农村生产要素作为点依附在广大的土地上，呈现出分散状态。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农村生产要素受到束缚和限制，要实现生产要素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首先单个的生产要素必须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通过创造农业剩余一方面可以使生产要素从土地资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村剩余生产要素的总量。农业剩余包括农产品的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和农业资本的剩余。农业剩余是实现城镇化的前提条件，没有农业剩余，工业化、城镇化都是零，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启动机制。
一些经典的有关农业剩余与城镇化的理论。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有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的。一是用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二是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部门。他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接近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现代生产部门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很低的固定工资水平下，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一直到农业部门由劳动力剩余经济开始变为劳动力短缺经济，国家进入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阶段。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的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这模型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成3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伪装失业者被工业吸收的阶段，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强调了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张后新增工业劳动力对农产品的需求，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鼓励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农业。亚当·斯密也说过：“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这些理论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基础，大量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实现城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发达国家成功实现城镇化的经验，农业剩余创造为发达国家城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使这些农民不得不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向本国城镇非农产业转移。这些农民被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英国的城镇发展提供农业剩余劳动力。“圈地运动”为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农业剩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发达国家真正使农业与城镇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的主要途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之前，这场农业革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成为可能。第二次农业革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通过机械的引进和化肥的使用，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在生产率和产量上均实现了新的飞跃。这两次农业革命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工业化之时，普遍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值以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农业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发展中国家尽管大部分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产品却还不能自给。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所需的农产品还不得不依赖进口。发展中国家工业高速增长难以持续下去， 农村日益陷于贫困的境地，出现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象。
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使其为工业、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农业剩余，等工业、城镇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反哺农业，为农业提供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现代化装备，提高农业生产率，于是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农业尚未发展成熟之时，通过行政手段使农业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剩余，导致工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农业却停滞不前，最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都受到农业水平低下的牵制。我国就是长期以来采用偏重工业发展，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强制性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剩余。这种对工业发展的偏重，导致我国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乡差距很大，地区差异很大。
创造农业剩余是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充要条件，是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启动机制。农业剩余为城镇的发展提供剩余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生产要素，大量的农业剩余的产生使这些剩余要素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强大吸引力下聚集起来。这些要素向城镇聚集形成城镇的一部分，增大城镇的规模，增强城镇的功能；或者这些要素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聚集形成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农村第三产业等，使农村向城镇过渡。要素无论是按这两种方式中的哪种方式聚集，最终都将产生城镇化的结果。没有农业剩余，作为生产要素点无法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点。这时工业化、城镇化即使程度很高，也会因为缺乏基本的要素支持而变成空中楼阁，发展不下去，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解决城镇化问题的前提在于要能创造农业剩余，要创造大量的农业剩余，要创造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获取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的发展，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比较利益是城镇化的驱动机制
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指出：农村劳动力移入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及效益的权衡。其中，强调决定迁移的是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人口学理论得出“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由生存条件差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转移，由劳动收益低向劳动收益高的区位转移，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基本原因是比较利益差异所致，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所有的农业剩余要素都会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产生这样的流动规律。在这个要素流动过程中起主观能动作用的是几个相关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农民，他们通过对这个流动过程的比较利益与比较成本的权衡，决定最终的流动行为。在我国，城乡巨大的收入比较利益驱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现阶段出现农民转移不彻底现象，比如离农人口“两栖化”、“民工潮”等现象，另外还出现了“城市病”等问题。所以，要推进城镇化进程，也就是要加快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流动的速度，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刺激相关主体的正向行为选择，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城乡的比较利益差异，而我国目前城乡的比较利益差异已经很大，并且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现在都努力争取如何缩小这个差异；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相关主体比较成本，提高城乡的比较利益。显然，后者是更为可取的。
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它有从农村迁往城镇的意愿，但是如果迁移成本较高，它可能会放弃迁入城镇的机会。城镇较农村有较多的优势，如：便利的交通运输、通讯、信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技术的获得等等。城镇相对于在本村或本乡镇较高的土地使用费，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而在村、乡、镇由于地处偏僻地方可以获得较多的逃、避税收的机会），城镇较高的环境指标要求导致企业必须支出较高的污染治理费用，解决职工的生活住宿支出的费用等等。那么企业如果想迁入城镇，它必须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差异。迁移一次企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土地审批，到厂房建设，机器设备搬运，工人招收，大小事务，企业主不仅要有相当财力的支持，还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同时，企业主在本地已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网络，便于生产经营工作的开展，这些社会关系也会被企业主计算在迁移成本之内。因此，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更大的发展目标，一般的企业主是不会做出搬迁决策的。所以要采取一些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措施：千方百计降低迁移企业的土地成本，对企业迁移给予一定补偿政策。
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应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迁移成本。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过程中出现了离农人口“两栖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等现象，这是因为农民实际上也是“经济人”，有趋利的动能，他们会对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做出一个比较。可见尽管城乡比较利益明显存在巨大差异，城镇就业机会较多、工资收入较高、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较好、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但他们还是会在比较转移的成本与收益后决定是否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有现实成本和隐形成本。现实成本是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变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农民进城所需支付的住房购买费（或房租费）、城市生活的交通费用、城镇生活货币化进而生活费用提高的费用等等，隐形成本包括农民要放弃依恋已久的土地，离开熟悉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环境等等。农民向城镇转移成本是直接的，短期内就要付出的，而取得的收益却是不确定的，因此，农民向城镇永久性转移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如果这个风险超出了农民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则农民很可能就会放弃向城镇转移。尤其是当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不稳定，农民收入水平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滞后，农民进入城镇后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渐进性就更加明显，甚至有可能停滞。国家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人口培训和素质教育等措施降低农民迁移成本，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来达到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的。
总之，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别是直接推进城镇化的驱动力，但是由于过高的迁移成本这一进程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使城乡比较利益差别对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受到了限制。通过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相关性主体的迁移成本，才能使比较利益的驱动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经济结构变革是城镇化的持续动力机制
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要使城镇化的进程持续、快速、健康的推进，经济结构的变革才是真正的持续推动力。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变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劳动力的工业化和非农化；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农村非农化和农村工业化。据统计，1989年我国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分别只有采掘业的15％，制造业的14％-6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l％。平均而论，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动力，可增加1979.4元净产值。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如此悬殊的差异，还将在较长时期继续存在。经济结构变革是要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在推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一、二、三产业的聚集、关联和协调发展，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扩展和升级。一是非常重视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二是重视二、三产业的转换和升级，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传统产业的知识化改造。三是重视农业的现代化。前面提到过，农业为其它产业提供农业剩余，农业自身的发展是不能忽视的，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结构变革，为城镇化提供持久的动力。经济结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将伴随着城镇化步伐向前推进，持续不断地为城镇化创造动力。
1、工业化（包括劳动力的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在我国工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工业化也较城镇化的程度更高，城镇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镇化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的统一。农业剩余的创造使各种生产要素解放出来，自由流动。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城市；没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关联，城乡之间的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农业剩余为城镇化创造了前提，比较利益驱使自由流动的要素向城镇聚集，而工业化对这些自由流动的要素产生了强大的聚集力，使这些自由流动的要素不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工业的发展能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一些外地人直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大企业或中小企业效益的增加，促使地方财政收入的直线上升，财政收入又会反馈到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当一个区域成为越来越适合企业生活的优质土壤，受利益驱动的上下游产业和竞争对手都会来寻找更大的利益，经济中的“乘数效应”就会让当地经济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城镇的工业化必然增强城镇吸纳生产要素的能力，扩大城镇规模；如果是农村工业化，必然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渐渐由农村转变为城镇。城镇化也就随之发生。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它对农业剩余的生产要素聚集作用非常大，它符合了农民的恋土、恋乡的心理，对农业剩余生产要素产生强大的吸引力。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从1984年到2002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由5200万人增加到1.3亿人，年均吸纳433万人，职工总数占到农村劳动力的27％。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速度放慢、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现下降趋势。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阶段性成功典范，但却搁浅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和教训，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
2、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又一持续动力。有学者提出“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最大推动力”。发展经济学指出，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已越来越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发展实践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高于与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一直比较落后，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左右，低于国际上同收入组别的国家近20个百分点。正是这样，我国的第三产业将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低、人力密集度高、就业弹性大、容易进入等特征，因此，第三产业将具有更大的聚集农业剩余生产要素（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学者们普遍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转呢，如果说往城市转，城市人口现在也面临前下岗失业，也有着同样的就业难的问题，而第三产业已成为为就业的主渠道。据报道，1990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是18.5％；到2001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7.7％。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说，这证明我国就业结构逐步改善，第三产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要提高城镇化的程度，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加快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经济变革，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给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其它生产要素聚集创造巨大的空间。它的发展将与城镇化过程一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
（三）城镇化的直观动力机制
上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城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这些深层的动力机制外化为以下几个直观的动力机制。我国城镇化的直观动力机制是多元化的，城镇化过程就在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我们必须分析清楚哪些是向心力，哪些是离心力；应该强化向心力，弱化离心力促进我国社会城镇化健康、快速的发展。
1、城镇自身的吸引力（收缩力）。城镇较农村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城镇有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娱乐设施、受教育的机会较多、生活水平和生活品味较高，城镇经济文化的多元性，也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可能；同时，相对农业而言，第二、三产业比较利益较高，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城镇吸引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经济要素向其集聚；因此，城镇化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总而言之，城镇自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通过示范效应对周边农村发生作用，它是社会城镇化最直接的动力。
2、农村趋向城镇的聚集力。农村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趋向城镇化的强大聚集力。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变化，农村劳动力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集中，加速了资本、信息、技术、等经济要素的聚集。最终，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增强了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使农民过上与城镇居民无多大差别的生活，为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经济要素不断集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城镇化的一个过程，一些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乡、村就可以直接转变为城镇，或者成为准城镇。
3、城镇对农村的扩散力。在农村的经济要素不断聚集的同时，城镇的经济要素也会向周边农村渗透，城镇对农村的这种强大的扩散力也是推动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城镇经济发达，生产社会化水平高，科技实力雄厚，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它对其周边农村具有扩散力，可以在较短时间里，以比较低的费用，组织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与物资集散，并以其生产、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影响其周边地区，从而加快乡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城镇可以通过“城镇兴龙头，农村建基地”的方式，把资金、技术、信息扩散到周边农村，培植龙头企业，开拓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与周边农村资源共享，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
4、中心城镇对周边城镇的吸纳力。随着城镇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功能的不断提升，中心城镇应运而生。中心城镇规模得到扩展，城镇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城镇职能得到加强，向周边地区辐射和吸引能力不断增强。在中心城镇的作用下，周边的城镇不断向中心城镇合并，或者围绕中心城镇形成“城镇群”。某些地区还通过实施中心城镇联网辐射与边缘城镇突破战略（中心城镇一致行动，协同发挥作用，以中心城镇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包括中心城镇之间的小城镇一同发挥辐射作用的一种战略），以缩小和逐步消除处于这些城镇周围的不发达地区，实行空间整合发展，充分发挥城镇在区域整合中心作用，形成以中心辐射区域，以区域促进中心的互动态势。这些在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都是十分可取的。通过充分发挥中心城镇对周边城镇的吸纳力，强化了城镇的“极化效应”，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5、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城镇化有着其深刻的动力机制背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发展，形成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这个离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城镇化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进行制度创新，下决心改变二元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尽快疏通联结城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渠道；并采取改革户籍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2）城镇化与失业贫困的矛盾。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一方面，城镇化的加快可能加剧城镇失业和贫困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面临最大的制度约束，失业和贫困这些最终需要持续发展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们应该探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这对尖锐的矛盾。（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成为阻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解决城镇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做到小城镇的相对集中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小城镇总体规划。另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还有许多诸多交通拥挤、社会秩序较难维持等问题出现，成为我国社会城镇化的阻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为城镇化道路扫清障碍，削弱或削除阻碍城镇化的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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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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