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剩产能要严格控制，但主要是控制边际增量，而不是限制整个行业。有市场需求、合理的产能还是要维持。正因为这种边际性，解决产能过剩的动力只能来源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淘汰劣质产品、落后技术、高成本的同类产品，实现产能与市场需求的大致均衡。不能一刀切，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性任务，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为凸显。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科学谋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合理路径，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内涵
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必须准确理解“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内涵。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加以厘清。
（一）经济发展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总量的增加（GDP是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而经济发展则强调整体经济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物质财富与社会民生福祉的提升。因此，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内容，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
（二）经济结构不能片面理解为供给结构。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一定时期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消费结构决定生产结构，需求结构的升级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内生驱动力。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应同时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着手，否则，容易出现“按下葫芦又起瓢”的现象，表面上看解决了供给结构的矛盾，但却引发新的需求和供给失衡。目前中国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供应不足。由于服务业的缺陷，限制了人们通过寻求服务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实现路径。
（三）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更不能揠苗助长。中国之大，南北东西纵横数千里，农耕村落、小型城镇、中小城市、大型城市、国际化都市并存，整体消费状态、实际需求内容跨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梯次结构特点。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某一行业、某一类产品颠覆性淘汰的现象极其罕见，主要还是成本竞争驱动下的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梯次升级。因此，反映到经济结构上，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国情，选择最合适的结构和最合理的调整路径。
当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彻底改变了落后农业大国的面貌，迈上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很多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些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安全成本问题。
一是劳动力成本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从农村源源不断转移过来的低成本劳动力，使得中国很快在国际分工中确立了比较优势，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并奠定“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随着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渐衰减，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征兆。更值得担忧的是，长期的劳动力低成本状况与城市财富的高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带来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积累，也招致道义上的质疑和批评。从趋势上看，劳动者报酬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劳动力供需矛盾，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解决不好，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
二是城镇化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一些扭曲的现象，有的地区以计划经济的手段甚至以粗暴的行政命令来加快推进城镇化，通过简单的乡改镇、县改市，扩大城镇辖区范围等，将农民强行纳入城市化进程。然而由于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等没有配套跟上，进城农民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享受到城市文明的成果，往往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化成为边缘化的城市贫民。这种重速度不重视质量的高速城镇化，不仅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造成大量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经过一段高速城镇化进程之后，适度放慢城镇化速度，同时加快城镇服务业发展，把城镇化的过程转型成为城市服务业逐步发展兴旺的过程，调整和消化一些社会矛盾是必要的战略考量。
三是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当前条件下，经济速度放缓虽有不能承受之重（社会稳定），但也确实不能长期快速增长，长期快速增长下，造成调整结构滞后或旧结构继续扩大，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适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既能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也能暴露出积累矛盾问题所在，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逐步消化各种社会矛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可以获益的就是为经济结构调整腾出空间。
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可行路径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见危于未萌、弭患于无形，行动越早越主动。笔者认为，基于当前国情，关键是要下定决心，毫不通融，在所不惜，形成“市场调结构，行政转方式”的两条路径。
（一）运用行政力量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花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1.破除GDP优先观念，适度放慢发展速度，守住能源和生态环保的底线。坚决砍掉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划出红线，不容许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即便牺牲掉一部分 GDP增长也在所不惜。着力改变长期以来环保执法薄弱状况，从运动式的“环保风暴”转向常态化、制度化的管理。强化资源和环境保护在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着力打造绿色金融体系，加快探索推进资源税改革，研究建立环境税体系，通过价格杠杆和市场机制提升环境和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经过 30多年的发展，目前关注焦点应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在一次分配中，要改变向资本要素过度倾斜的状况，提升劳动力要素分配的比例，矫正资本收益和劳动者收益的失衡。在二次分配中，要通过税收倾斜、财政转移等机制，强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调节贫富差距，特别要避免出现贫困的“代际转移”。
3.控制安全成本，突出对劳动者生命价值的尊重。安全生产事故具有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市场机制在控制安全成本方面难以起到有效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主动干预予以矫正。合理提高安全事故赔偿标准，既是对劳动者人身价值的尊重，也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4.实现劳动力成本的常态化回归，形成良性“倒逼”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逐渐走到尽头，如果继续人为控制劳动力价格上升，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掠夺。提升劳动者报酬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体现了道德上的诉求。从另一方面来看，扭曲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是保护落后。劳动力成本回归常态，客观上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倒逼”机制，督促企业摆脱惰性，加快创新步伐。
5.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打造扩大内需的有力引擎。当前，需要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筹好城镇化进程，抓好配套的科教文卫、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管理等。起码要做到农民进城后可以得到基本平等的待遇，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样的城镇化才有意义，也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主体是企业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必要动用行政力量刻意去限制或者扶持某一些行业和产品，市场机制自有能力潜移默化地调整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具体内容和结构。
对于过剩产能要严格控制，但主要是控制边际增量，而不是限制整个行业。有市场需求、合理的产能还是要维持。正因为这种边际性，解决产能过剩的动力只能来源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淘汰劣质产品、落后技术、高成本的同类产品，实现产能与市场需求的大致均衡。不能一刀切，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三）厘清政府职能边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的经济资源，应主要用于影响经济发展大方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而不宜大量介入竞争性领域。政府要更多地通过政策指引、信息服务等方式来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通过划定行为边界、考核、审批、监督等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不是直接插手。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只要在政府容许的范围之内，向哪个方向调整、调整什么、怎么调整，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判断、自行决策、自担风险，要相信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四）移风易俗，以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乃至“炫富式”消费的现象，缺乏在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理念方面的引导，低碳生活方式还没有被社会各阶层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在这方面，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加强引导，淳化风尚，所谓“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低碳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只要大家都接受了低碳的观念，形成了低碳生活习惯，那么向低碳经济转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